三年以来，为了满足疫情防控和危重症救治需求，扩增ICU病床数成为综合医院的“战时”常态；期间，一度经营不善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也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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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病毒在我国进入低流行阶段，医院诊疗逐渐回归常态。回顾来看，我国在传染病学和重症医学上的资源短板补足了吗？医疗基建连续三年的建设和扩张，是否已显冗余？面对下一场重大突然公共卫生事件，为最大程度降低对重点脆弱人群的伤害，还应做出哪些准备？

危重症救治资源依然总量不足、分配不均

人均ICU拥有量是衡量重症救治能力的关键指标。在去年疫情重症高峰到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曾在11月底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特别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比较大；我们的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每千人口医疗床位现在是6.7张，每10万人口的重症医疗床位才不到4张。

随后的一个多月，全国重症床位急速扩张：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2年12月9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3.81万张，重症医学床位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截止到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8.1万张，也就是10万人有12.8张。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在今年2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重症病床由19.8万张扩充至40.4万张。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看来，我国危重症总床位数仍严重不足。王广发9日向第一财经介绍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为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带来的一份提案。

他在提案中称，在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短板之一就是，危重症床位总数。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尚有比较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危重症床位数，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14.3张重症监护床位，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现危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

缺少对综合医院危重症床位比重的硬性要求，是制度层面亟待补足的空缺。

第一财经注意到，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曾组织编制新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该标准明确，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应分为5个级别（200床以下、200床～499床、500床～799床、800床～1199床和1200床～1500床）。但其中并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

王广发对此建议，应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

伴随新冠疫情防控归回“乙类乙管”，为了实现“平战结合”目标，国家卫健委在《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中提出，三级医院要通过建设可转换重症监护单元，确保需要时24小时内重症监护资源增加一倍。

由于国家卫健委未对三级医院可转化重症床位提出定量要求，王广发建议，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此外，王广发注意到，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比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要）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王广发在提案中称。

基建之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认为，在医疗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为更好应对下一次公卫危机的关键，需要聚焦于重症医学学科人才培养。他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网络视频采访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除总量外，中国重症医学科人才短缺也体现在地区之间、不同省市之间差异性非常大。这个差异性不仅表现在人员的配备上，其实还表现在诊疗的能力上。基于此，需要加强重症医学的基础培训，包括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和专业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

传染病医院“造血”能力不足

三年新冠感染的疫情应对中，我国医疗体系暴露的另一块短板，在王广发看来，是某些传染病院“（在）应急状态下掉链子”。

“掉链子”与这些传染病医院运营艰难不无关系。与综合性医院或其他专科医院相比，传染病专科医院多以收治普通传染病为主，具有公立医院和公共卫生的双重属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公益性医疗救治任务。但迄今，传染病医院尚未纳入公共卫生体系。

“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拨款不足，造成人才留不住，设施设备缺乏维护。”王广发称。

一方面，从总量来看，近年来我国传染病医院规模整体呈扩大趋势。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2021年中国传染病医院数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呈整体上升趋势。2021年中国传染病医院数量为179个，同比增加4.07%，其中城市传染病医院有154个，农村传染病医院有25个。

另一方面，在总量扩容的同时，政府部门对传染病专科医院投入不足的问题却更为凸显。

去年年底，一篇获安徽省新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基金立项、由合肥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张良明等发表的论文称，近3年，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仅占该院业务总收入的3.04%。而传染病医院由于其收治病种的特殊性，其运行成本往往更高，主要体现在建筑布局、三区划分、消毒隔离、医疗废弃物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

王广发对此建议，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并给予政策支持。具体包括三方面：其一，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其二，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其三，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以解决自我造血，人才梯队建设及传染病患者的非传染病临床需求。

除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王广发还提到，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在此次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室，在多数医院中，体量轻，规模小，设备装备欠缺，人员不足，是此次疫情高峰和重症高峰应对中暴露出医院整体能力不足的短板。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王广发说。

王广发呼吁，传染病救治体系应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人员、设施成本，同时适度提高传染病诊疗的服务价格，提高部分由医保承担，避免增加患者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8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了一份“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49号建议的答复”。对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弥补传染性疾病专科运营亏损”的建议内容，国家卫健委回应称，“对于综合医院感染科承担公共卫生任务所需，我委将继续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政府投入政策，积极支持公立医院感染科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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