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科发起的首届中山重症周（枫林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新冠疫情以来上海首次举办针对重症医学的专业学术会议，聚集了包括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北京安贞医院侯晓彤教授、华西天府医院康焰教授等一批国内顶尖的重症医学领域专家。

中山医院重症科主任钟鸣教授在枫林国际论坛期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重症医学的发展对于后疫情时代也仍然重要。

疫情后重症医疗资源投入仍然重要

(资料图)

“重症医疗资源作为重要的医疗储备，是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灾害的最有力的手段，不能单纯以经济账来衡量。”钟鸣说道，“重症医学这门学科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先进技术的研发也很关键，要随时为即将到来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重症医学的重要性在新冠早期阶段体现得尤为透彻。钟鸣作为首批援助武汉的重症专家，在第一波最凶猛的疫情到来时，成功救治了上百名重症患者。即便是在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毒性减弱的情况下，病毒对于老年人和脆弱人群的杀伤力仍然不可小觑。

“通过疫情人们才意识到，重症医生是保卫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的生命交给重症医生，我们负责降低病死率。”钟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然任何疾病发展为重症后，救治的难度也是大大提高的。”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国家在包括ECMO、呼吸机在内的重症医疗设备上投入大量的财力，在短期内培训了大量医护人员使用这些先进的医疗设备，为挽救患者的生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医院也临时扩建大量的ICU重症病房，收治新冠重症患者。

如今，大规模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在钟鸣看来，重症学科的发展不应因疫情的缓解而放松。“我们重症医生就好像是消防队员，不能等到火情来了毫无准备，而是应该在平时就提高医疗救治水平，这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人才的投入和重视。”

如何让重症医学科吸引到优秀的人才？钟鸣表示，这是目前学科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重症医学科是人力密集的学科，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成本很高，但没有体现在收费上，因此很多医院就对投入重症医学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钟鸣认为，本质上来讲，重症医学科要得到更好的发展，还是应该多部委联动，合理地调整收费，增加对医护人员的鼓励。

DRG付费模式如何影响重症学科？

随着医保成本的升高，医保的负担能力也越来越受关注，政府已开始改革部分医疗和医院服务的价格机制。第一财经此前对国家新推的DRG付费改革进行过专门报道，DRG也就是通常说的“按病种付费”。

DRG付费改革，是近年除带量采购、国家医保谈判之外，又一个医保控费的核心手段。自2019年10月，中国30个DRG试点城市的发布，到2020年6月，CHS-DRG细分组方案发布，再到2021年底各试点启动DRG实际付费，DRG的支付方式改革正在从局部向全面、从部分到全体、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

在论坛上，DRG付费改革背景下重症医学的发展也引起业内高度关注。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康焰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在医院经营压力空前增加的背景下，合理控费成为必然趋势。DRG本质上是一个分类管理的工具，是为了挤掉医疗行业的泡沫，使得医疗救治更加规范。”他举例称，抗生素使用不合理就是泡沫，过度医疗也是泡沫。

不过他强调，有相当比例的重症患者收费目前还不能完全纳入DRG。在谈到DRG对医院重症救治的影响时，康焰表示，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ICU利用率降低的趋势，内科ICU病床数减少趋势，治疗过程中的费用压力。

康焰同时指出，研究显示，院内感染是ICU病人住院费用增高的重要原因，也是DRG制服中导致并重超支的重要因素，因此严格的无菌操作、加强呼吸导管的消毒以及合理使用抗生素成为降低院感的关键。

在新冠疫情期间，ICU内的院感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上了ECMO的患者而言。对此，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侯晓彤教授表示，未来清醒ECMO是一个发展方向。“病人如果醒着能够活动，那么就能大大降低感染的机会。”侯晓彤在论坛上表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在给重症医学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让医生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与会专家都认为，重症医生将会成为最后一个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医生岗位。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教授在题为“人工智能能否替代重症医生”的演讲中表示：“ICU的重症病人相当复杂，人工智能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虽然有很多AI看片，但是它还缺乏一个金标准，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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