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出了其经济的韧性。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小非农ADP就业增长32.4万人，为市场预期的约两倍，6月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从5月的4.6%降至4.1%，二季度GDP增长2.4%，高于市场预期的1.8%。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尽管最近惠誉调降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但系列数据反映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大幅降低，鉴于核心通胀水平依然高于整体通胀，预示美国高利率维持时间可能比预期更久，美国经济对高利率的承受能力强于市场预期。

由于中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固，经济内外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两相比对引发一个必须正视的警示，那就是需做好中美利差长期（一年以上）共存的思想准备，全球美元荒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常态化，许多没与美联储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需做好应对美元荒的长期准备。

在此必须清晰指出，美元荒与许多国家的去美元化，描述的是同一种进程，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这里用美元荒主要是基于风险揭示，因为美元荒也好，去美元化也罢，背后袒露的是跨境交易的风险敞口，即许多国家在跨境交易和投资配置中会出现一个错配问题，那就是自身风险可承载能力和风险偏好，与其交易和投资标的的风险烈度面临匹配风险，即一些风险可承载能力偏弱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配置高风险的产品和服务，放大其在国际收支中的风险敞口。

当前对中国来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一个最为突出表现是，国际产业生态链的分布式布局已基本成型，这是发达市场核心通胀依然坚挺的主要原因，即这些新布局的国际产业分工链，在产业链完整性等上面还处于磨合过程，其内稳性需以忍受核心通胀的顽固为代价。

这在宏观上表现为贸易条件恶化，在微观上则将推动中国贸易部门改变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方式，即中国企业需从本土切入向境外融入国际产业链转型。

这是因为不论是美墨加协议，还是美国正在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抑或CPTPP、TTIP等，经济全球化正在从基于WTO的多边贸易协议，向基于FTA的双边协定转型，以FTA为底色的自贸协议，对原产地要求越发苛刻，而且FTA对合约各方的责权利都具有强约束力。这使传统多边贸易协定下的转口贸易等，很难走通。

未来要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深度切入国际产业链，充分发挥中国在过去40多年来在产业生态链上聚敛起的比较优势，中国企业需学会资本输出方式，学会随着发达市场的订单将产能迎应式地转移到国外，将企业真正国际化，在境外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当然，相比主要集中于经常项目下的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的开放模式，要求中国在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时，要强调资源的整合配置能力，更加注重企业家精神。

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部环境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有几分相似，都面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重任，经济都面临如何破、如何立的知易行难。日本当时启动走出去的雁形战略，日本企业积极布局境外市场，在境外再造了一个日本，让以GNP计算的日本别开生面。日本的教训是本土市场容量有限，以及结构性改革一直推而难进，导致以GDP计算，日本经济被冠以“失去的三十年”。

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上已拥有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拥有迎应国际产业生态链分布式布局的深度融入能力，如最新公布的财富500强，上榜的互联网公司中中美几乎平分秋色，新进的7家中国企业，有宁德时代、美团、通威和立讯精密四家民企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力入围，这些从市场竞争中杀出重围的中国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进化之力，也是中国切入国际产业生态链的资本，值得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护好这类企业的周全；同时，中国又有14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厚度，是当时的日本不可比拟的。因此，只要中国秉持开放包容之心，就必能走出更好的道路。

因此对于中美利差与美元荒存在中长期化的可能，需紧贴国际产业生态链的分布变迁，积极融入其中，分享美元红利，避其锋芒，是做好应对美元荒长期准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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