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美国中小银行破产解体的不祥信息至今还在时不时地惊悚爆出，国际评级机构由此拉响的降级与唱空之声也接续响起，而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仍看不到美联储停止升息脚步的任何迹象，维持于高位的基准利率不仅会继续推升中小银行的负债端成本，且势必进一步恶化资产端的产品损失程度；所幸美联储等监管机构的危机阻断与救济工具还未失去效力，美国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投融资链条尚处在健康状态，市场自身具有相当强的行业资产嫁接与优化能力，中小银行的风险溢出故而也可锁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监管仍未跟进升级

不是申请破产，就是无奈卖身，抑或自动清盘。继年初硅谷银行、签名银行踩响资不抵债的财务惊雷并最终选择倒闭关门之后，萦绕于美国中小银行头上的警报声就从未停歇过。先是奄奄一息的银门银行被监管查封，继而急于续命的第一共和银行被摩根大通吸入并购，接着就是寻求“救命稻草”的加利福尼亚银行和西太平洋合众银行联姻合并，而就在日前，堪萨斯州心脏地带的三州银行也难承债务重压而宣告破产，这样，今年以来美国已有六家中小银行走上破产清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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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就破产主体而言，各个银行之间没有风险关联与传递关系，一些中小银行清盘以后也找到了可以寄身的买家，甚至最新破产的三州银行总资产只有1.39亿美元，完全不同于先前破产的硅谷银行以及第一共和银行等动辄上千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不菲家当，实际影响性也会弱得多，尽管如此，由于破产银行在时间上具有前后接续特征，也就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小银行稳定性的不安与焦虑，中小银行也随时可能遭遇用户挤兑的威胁与冲击。美联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有700多家银行面临重大偿付能力风险，同时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报告称，2315家美国银行的资产价值低于负债，由此不排除未来还会有中小银行加入破产倒闭行列。

鉴于中小银行身上危情未解的事实，在前期已经对11家美国区域性银行进行评级下调后，穆迪日前又下调了美国10家中小银行的信用等级，同时有11家中小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为此发出警告称，美国银行业前景正在恶化。无独有偶，惠誉国际也做出了最新评判，指出美国银行业已逐渐接近另一场动荡的开始，并强调可能会全面下调美国数十家银行的评级。在评级机构看来，除了融资压力加大等风险因素外，潜在的监管不足也是其下调中小银行信评等级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些因素至今并没有伴随着前期中小银行破产结果的出现而得到任何改变。

实际上，在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关闭后，作为商业银行的两大监管机构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与美联储在官方报告中也明确承认存在监管不足的问题。为了将中小银行与大型的金融机构区分监管，激发中小银行的发展活力，美国政府在2018年对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了修订，将需要接受“严格审查”的区域性银行总资产门槛从500亿提高到了2500亿美元，同时对沃尔克规则做出修改，规定资产低于100亿美元且交易资产和负债总额不超过资产总额5%的社区银行不再受规则限制，由此让不少中小银行成为“漏网之鱼”，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就位列其中。

应当说存量规则的漏洞不仅存在于门槛把控层面。虽然硅谷银行等破产后纳入了保险接管，即FDIC对已破产银行储户做出了最高保额25万美元的承诺，但却并没有扩大对储户存款的保险范围，以致目前还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中小型银行中的大量存款仍然游离于存款保险体系之外，市场对区域银行的信心依旧忐忑，并可能在任何负面消息的催化下走向发酵。另一方面，作为对冲中小银行破产风险的创新之举，受政府特许成立的独立经营机构美国联邦住宅贷款银行（FHLB）开发出了银行高放贷方案，美联储也推出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但无论哪种融资工具都需要足够的美国国债资产做抵押，且最终获得的资金相当受限，一旦余额告罄，银行还是会被打回到破产的边缘。

接续倒闭大考远未完成

为应对40多年来的严重通胀，过去一年半的时间美联储11次大幅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升至5.25%至5.5%这一15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最新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与环比都出现上升，而且连涨两月，美联储依然存在继续升息的预期，而即便是停止加息，高利率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并高出历史均值；退一步而论，即使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选择降息，但历史经验表明距离最后一次升息窗口至少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差距，由此决定了紧缩货币政策势必从多个端口继续给中小银行制造与输送巨大的压力。

首先看资产端。利用金融危机后联邦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0附近所形成的融资成本洼地，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美国商业银行大量购买国债以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证券资产，持有比重从金融危机前占总资产比重的18.5％升至2022年末的31％，且资产规模不足百亿美元的中小银行占比更高。但随着利率的快速提升，资产价格大幅回撤，账面亏损急剧放大。数据显示，至去年底美国商业银行投资证券资产亏损超过6200亿美元，亏损度为美联储本轮货币政策收缩前的78倍，若继续升息或利率维持高位，同样的亏损敞口还会放大或者很难得到收敛。

除绝对亏损外，资产端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相对亏损。一方面，投资债券固然可以获取收益率，但发行人却是按照固定利率支付的，等于就是说在利率快速上行的同时银行根本不可能跟进调整收益率水平，最终证券收益率与存款成本出现倒挂，直至银行的投资端收益无法覆盖负债端存款成本，这种情况下即便银行无视证券价格下挫而放弃止损操作，继续持有证券也会因成本大幅超过收益而产生亏损。另一方面，全美中小型银行持有的住房贷、汽车贷、学生贷等长期贷款余额占到了名下总资产比例的55%以上，而这些长贷产品不到10%采用浮动利率，意味着加息成本无法转移到家庭部门，而是均由银行承担，最终存贷息差空间被不断挤压，商业银行资产表和现金流量均承受损失。

其次看负债端。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在减少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同时，也使得货币基金等其他低风险资产收益率明显走高，且增幅大幅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导致商业银行存款压力与日俱增，至7月末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较年初减少了400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利率的走高直接推动了银行的负债成本，根据历史经验，当联邦基准利率达到5％左右的水平时，利息支出占利息收入的比重将升至50％，这意味着当前利息支出占利息收入比重或还有约一倍的上升空间，对应银行净利息收入将缩水1/3以上，许多中小银行将因此无利可赚且后续会次第陷入困境。

不过，尽管利率支付成本对利润空间的侵蚀度不断放大，但为了留住与吸引储户，商业银行也会考虑对利率进行重新定价，即选择更高存款利率以增强针对客户的黏性，同时为了增加支付安全垫，银行还可能被迫借用市场利率资金如FHLB的贷款和BTFP的融资，甚至不得不卖出已经亏损严重的固定收益资产，前者令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进一步提升，后者则使银行资产端的“浮亏”成为“实亏”并引发资产减值，而这两种情况都会增加储户对中小银行安全性的担忧，反过来可能刺激存款更大规模的流出甚至发生“挤兑”风险。目前来看，上述因素累积而成的中小银行脆弱性状况其实并没有根本改观，接续倒闭的大考也远未完成。

再看其他端。目前美国商业地产价格攀升至历史高位，但居民住房购买力指数处于最近30年来的低位，同时远程办公成为许多企业的常态，办公楼需求急剧下降，空置率已超过20%，房东举债难还的违约风险上升。据美国工业和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布的全球贷款人信用风险评估报告，与六个月前相比，办公楼行业的公司目前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了17.9%，商业地产正在成为威胁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全新风险敞口，尤其是美国中小行持有的商业地产贷款占所有银行商业地产贷款的比重达到近七成，不排除随着商业地产信用违约风险的蔓延，中小银行在资产端首当其冲。

值得强调的是，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各银行在不良贷款上蒙受了近190亿美元的损失，为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消费者信用卡债务严重拖欠率达11年来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银行往往会做出顺周期管理，针对工商业贷款条款收紧的银行比例从第一季度的46%上升至二季度的50.8%，其中针对建筑和土地开发贷款标准收紧的银行净百分比高达71.7%，由此极有可能形成“信用违约增加—银行风险上升—信贷条件收紧—信用违约进一步增加”的负反馈循环。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信贷收缩除了令资产端收益进一步降低外，还会推动负债端客户关系链的更趋脆弱。

溢出风险依然可控

纵向上看，“大萧条”时期美国有超过9000家银行倒闭，20世纪80~90年代银行及储贷机构危机时期也有1600多家银行关闭歇业，及在金融危机期间，同样出现了465家银行倒闭，其中更有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这样的超级金融巨人轰然倒下引起的巨震。对比之下，时下破产的银行数量以及行业占比就不值一提；从现实情况看，美国目前拥有法人银行4844家，今年已经破产倒闭或者被并购接管的六家中小银行显然只是这一庞大金融矩阵中微不足道的小部分。也正是如此，美国银行的底层资产质量并没有因为少量银行的破产倒闭而走坏变劣，行业资产结构维持着健康状态，因间歇性中小银行破产而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就既有救助工具与增量功能而论，自硅谷银行破产以来，FHLB已经面向中小银行发放了总额超8800亿美元的贷款，而BTFP的贷款支持规模也增至105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虽然这些贷款成本对于中小银行而言的确高了点，但也能解燃眉之急，甚至可以帮助救助者度过危机敏感期，而更重要的是，FHLB与BTFP还会视情况增强工具赋能强度，比如提高单笔贷款额度，将贷款期限为一年的BTFP延长至两年，同时适度降低贷款利率等。不仅如此，FDIC管理的存款保险基金（DIF）目前的规模达到1282亿美元，并正在考虑向资产规模高于50亿美元的银行机构收取约160亿美元的“特殊费用”，等于就是DIF的救助能力将越来越强大，围绕于中小企业周围的“护城河”也更为坚固与厚实。

相对于中小企业银行而言，目前美国大型银行在维护银行系统的健康底色以及对冲前者的溢出风险方面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数据显示，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在内的美国八大G-SIB（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今年上半年的营收与净利润增速均创出历史较高水平，同时前不久接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23家大型银行整体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0.1%，显著高于4.5%的最低监管要求；而更重要的是，美联储、FDIC和美国货币监理署正在通过改革以提升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其中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银行资本要求将在当前水平上增加约16%，八家G-SIB的资本充足率将提高约19%，并还要额外持有2%的资金。大型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除了增强自身的损失吸收能量外，更能外溢出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处置能力。

分析发现，就像金融危机期间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一样，今年中小银行破产危机发生以来，第一共和银行也由摩根大通收购，同时三州银行由梦想第一银行接手买入，而加利福尼亚银行选择了与西太平洋合众银行的合并。六家行将倒闭的中小银行有一半采取了市场化的“软着陆”方式，而且由于这种方式能很快锁定与抑制风险蔓延，最终所造成的余震非常之小，其接下来很可能成为处理中小银行危机的主流方式，特别是在自身业务不断壮大、资产越发优化健康以及损失吸收能力越来强大的情况下，更多的大型银行将会出面充当中小银行的“白衣骑士”，并且监管层也会为银行业的并购深入释放出更为友好的开放态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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