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逊，最普通名字与最普通姓氏的组合，在常销书的书架上已经稳稳待了有30多年了，他那些书的名字都很普通：《现代》《美国人的历程》《艺术的历史》《犹太人史》《基督教史》《知识分子》，还有各种名人传记——从乔治·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从苏格拉底到耶稣，从达尔文到拿破仑、莫扎特、丘吉尔，等等。他的历史作品销量尤其惊人，几乎每一部都上过榜单。在今年1月以94岁高龄谢世后，保罗·约翰逊将继续会是人们谈起“人文畅销作家”时最容易想起的人之一。

(资料图)

从左派到右翼

约翰逊的人生经历里，正式工作的时间不长，主要就是1970年后，他开始担任《新政治家》的主力编辑。这是一份高质量的知识分子刊物，立场保守。约翰逊早年是政治左派，但随着主持这本刊物，尤其是当1975年撒切尔夫人登场成为保守党魁首后，他很快转向了右翼。左派关心的是如何调节经济、消灭贫困、遏制富人，以及如何对待苏联，面对咄咄逼人的撒切尔夫人感到压力很大，不过要向右转也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但是，约翰逊很坚决地离开工党，转投保守党。出生于维也纳、极端敌视苏联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那时定居英国，他的思想能量也逐渐释放出来，激发了约翰逊在1977年写出一本论争作品《社会之敌》，把1960年代激进运动中的几位左派理论家如赫伯特·马尔库塞、伊凡·伊里奇等统统批判了一顿——这也相当于否定了他自己的过去。

他给保守派的文学刊物《观察家》写了30年专栏，但他写“大历史”“大名人”的能力很早就被市场所承认。1976年，他完成了《基督教史》，它和十年后出版的《犹太人史》成为他“大历史”著作中评价最高的两本。而1983年，他出版的1000多页的《现代》一书，让人看到一种出色的“通俗”历史写作所依凭的是怎样的渊博。约翰逊掌握的知识无比全面，更善于把反差性很强的信息组织到一起，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例如，在《现代》中读到这样的信息——“1730年，出生于伦敦的小孩有四分之三无法活到5岁，到了1830年这个比例颠倒了，有四分之三的小孩能活过5岁”——时，相信读者都不会有心去考究约翰逊的数据出处。

他一天能写6000字，写作于他从来就是乐趣，没有负担这一说。不仅如此，约翰逊基于保守党立场的滔滔雄辩是如此持久，早已让人忘记了“皈依者狂热”这一说。在1999年的一则专栏里，他回顾一个世纪来的政治家和政治领袖，将自己心目中的伟人No.1桂冠并列颁给了两个人，一个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另一个当然就是撒切尔夫人。他无比尊崇她，说她不是一个“党魁”，她做事都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原则。

相反，对那些通常被赋予道德光环的领袖如纳尔逊·曼德拉，约翰逊就十分蔑视，在他眼里，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迎合的是天真短视的“良心人士”，付出的代价是动摇了社会的基石，使南非陷入动荡不安，这与冷血的撒切尔夫人给英国带来的稳定和繁荣恰成对比。他把排名第三的位置留给了一个名声甚臭的独裁者：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这足以说明约翰逊的信念多么彻底而清晰。

文化名人的阴暗面

在他繁多的畅销书里，198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不仅畅销，而且可算“现象级”。这本书有着鲜明的党派性，凭揭露十多位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思想偶像——人生中的不光彩表现，约翰逊向反对撒切尔夫人的阵营又刺出一刀，并把一颗炸弹扔进了舆论场，使大众媒体也围绕着这些人物的是非议论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究竟出版社在2002年引进此书时（杨正润等译），将书名改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让人感觉保罗·约翰逊此书的倾向性明显。打开书页，立刻会被小标题吸引过去：“卢梭：无所不在枷锁之中的疯子”“雪莱：沉醉在性爱派对中的浪漫诗人”“托尔斯泰：自认是上帝兄长的没落贵族”“布莱希特：刻意琢磨形象的冷血作家”“萨特：专研女生内衣的哲学老师”“海尔曼：除了谎言还是谎言的好莱坞编剧”……

看上去，约翰逊来势汹汹，恶意满满，准备给这群知识明星来个大起底。然而这却是台版编者自己的“发挥”，约翰逊的原作并没有沦为三流小报作者的趣味，他的诸章节写的是：

卢梭：有趣的疯子

雪莱：无情的理念

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

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海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

其他如罗素章节的标题是“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易卜生章节的标题是“恰恰相反”，都是克制的，不求刺激人的感官，而追求内在的说服力。故而阅读此作，可以一窥约翰逊的风格，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正面的经验。

他做的是怎样一种“揭露”呢？就以书中易卜生这一篇为例，约翰逊集中谈论的是他的虚荣。虚荣乃文人的通病，他们大多生性不羁，知道足够大的名气对自己行走各地、施展影响力并不愁物质保障，是头等重要的事，而易卜生的虚荣达到了戏剧性的程度，“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奖章的痴迷，因为他坚持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展示他那堆不断增多的光彩夺目的勋章”。虚荣往往可笑，但约翰逊不是仅仅领着读者去嘲笑他，而是屡屡以精妙的观察让人产生意外的“获得感”，例如他说，易卜生拥有“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典型的’凶猛目光”，他的“凝视令人想到正在思考判决的法官”。

约翰逊引用的主要资料之一，是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作品。这位划时代的丹麦文化史家，在刻画人物时有一种“还原”视角，能依据人物本来的样子去描摹他们，并揣摩他们内心的自然欲望。在易卜生身上，勃兰兑斯看到“他的胸中贮存着24年的辛酸与仇恨”，指易卜生早年间受到的（在天才人物生平中常见的）长时间的磨难。约翰逊受到启发，在追述了易卜生多舛的婚姻家庭经历后，为他拥有了名气之后十分夸张的虚荣表现找到了根据。

类似的，约翰逊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中看到“蛇怪般的眼睛”，说它们令评论家张口结舌。这个描述恐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对于大众来讲，托尔斯泰早已成为一种文学道德的巅峰的象征，诸多肖像画中的他，无不是威严、仁慈、悲悯、焕发的写照，但约翰逊却看到了一种一点都不稀见的名人的品质——傲慢自大。他说，他生于一个统治阶级家族，却又因为失怙而缺乏安全感，靠着自学拥有文化之后，他养成了傲慢、敏感等等“自修者”的常见特点。

约翰逊讲述了托尔斯泰当军官时的表现。一般人讲到这一段经历时，都会强调托尔斯泰磨砺出的坚强意志，约翰逊也是这么说的，但他另外指出了两点，首先是军队和战争（托尔斯泰上过克里米亚战场）滋养了他的国家主义自豪，其次是他留给战友的印象：一些人认为他谦逊，另一些人认为他有一脸不知深浅、志得意满的神情，而人们都注意到了“他那凶狠、愤懑的注视，时时令人敬畏的眼睛”。尽管约翰逊以随笔的笔法写此书，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但这番描述谈不上出于什么偏见，因为在探讨一个人的经历时，除了使用他自己的讲述外，从他的外表、气质去探讨时人对他的印象，是很自然的做法。

托尔斯泰的日记和书信颇为丰富，这使得约翰逊能从中找到很多不太光彩的内容。比如在自己庄园里，他曾着意物色农奴姑娘，他在1856年去欧洲旅行，动机之一就是让自己远离一名漂亮女奴的诱惑——这种优越等级带来的好色的便利，跟他克己的意志是并行不悖的。以这个情节，约翰逊避免了简单地揭露“道德缺陷”，而是对人性做出了正常的、必要的审视。1858年5月，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自己忍不住对一个已婚女子阿克西妮娅产生了贪恋：“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我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次年，托尔斯泰把阿克西妮娅生下的儿子带回自己的庄园做仆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而他也违反自己普及农民教育的理念，拒绝让这个孩子接受教育，约翰逊分析说，这是生怕将来遇到继承权的问题。

他的解释都不无道理，一个理性的读者应该承认，即便某些事实中有“臆测”的成分，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对托尔斯泰“泼污水”，他将托翁的性格叙述得很完整（对书中的其他人基本也是如此），在叙述他做下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时，约翰逊让人相信，他只是世上无数会这么做的人中的一位，而之所以我们要挑出那些著名文人，对照他们提出的道德原则来审视他们自己遵守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陈之道义高于一般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留下的生平资料较为丰富。

卢梭的《忏悔录》是奠定他文学史、思想史地位的作品，也一向是人们用来指摘卢梭的最方便的依据，卢梭遗弃子女，把他们送进孤儿院，还坦然地“忏悔”出来，成了他最明显的一个道德污点。在写卢梭的时候，约翰逊是有考虑的，他知道批评卢梭太容易，也太容易流俗，因此仔细选择了自己的角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优秀的读者的角度。约翰逊发现了一个对比：卢梭在生前已获得巨大的成功，“可在文学史上，卢梭是最大的牢骚者之一……”“他以那么惨痛的话语，如此经常地重复着怨言，人们感到不能不相信他”。他找出了诸多矛盾之处，比如卢梭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但他一度的好友、以温和可亲著称的英国哲人大卫·休谟，却直言“卢梭是我认识的最身强力壮的人之一”。

在约翰逊的叙述中，卢梭首要的问题并不是道德上如何败坏，而是在其言行中到处流露的做作、夸大其词的癖好，这都是戏剧性的人格的某种反映。这不可能为他招来很多人的喜欢，但能为他赚到注意力。约翰逊无疑明白一点：那些平生得到了许多评价的人，所获评价通常都以负面居多，因为一个言行正常得体的人是不会那么“名声在外”的。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是仅仅搜罗对卢梭不利的证据，而是探求一个悬案：为何一个让许多人恶评的人，看起来交往众多，朋友还不少？卢梭究竟用了一些什么方法，使得人们不得不围拢到他身边，听他说话？

他的回答是，卢梭是第一个“系统地利用特权阶层的有罪心理”的知识分子。特权者身居优越，并非一味耽于作威作福，他们会为自己生而有之的特权感到不安，这构成了他们的“软肋”。像卢梭这么一个惯于以自然质朴的形象示人的文化人，恰好体现了他们心仪却又不可能成为的人的样子。出身一般的文人最需要富人的恩遇，而在得到恩遇时，卢梭绝不会做出感恩的样子，而会进一步地让对方明白，他们是欠他的。“他装出受了意外的伤害，甚至表现出愤慨”，这种“圈套”使得他能够一面在企图颠覆特权阶级的人心里成为思想英雄，一面又能留在特权阶级的温暖怀抱之中。一种使自己“吃得开”的方法，是一个不想成为苦行僧的知识分子不免要寻求的。

约翰逊准确地谈论了卢梭在《忏悔录》中表现出的诚实，他坦然承认，如果卢梭自己不说，后人很难抓到他私生活里那些难看的话柄。不过，卢梭的叙述中“带有狡猾的成分”，那就是，通过自我指控，他为自己之后更激烈地指控别人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当年，他的欢喜冤家狄德罗已经看出了这种讹诈性的叙述伎俩；此外，卢梭的诚实是选择性的，保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上，确保读者能对他抱以同情而不是怨恨，能信任而非怀疑他的诚实——约翰逊的这些解读，无不说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读者。

任何人的生活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优秀读者未必能成为优秀作者，但优秀作者一定要会读。优秀读者的一个要领就是眼界开阔，能从整体来衡量其中的一点，而非抓住一点大加发挥。正因为约翰逊明白，他试图评判的是那些不能为自己申辩的前人，而且他可以利用前人留下的日记和其他档案，可以参考前人在同时代人眼中的形象，占有各种事后之明，因此，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特权阶级”，在解剖前人的时候，要带有一些悲悯心。在书中的很多地方，约翰逊用他写的人物来代表人类共有的弱点，包括虚荣、追名逐利、说谎、残酷对待最亲近的人，等等。或许，依据知识分子自己的观点来指摘其本人的行为，这一招很令人上瘾，但像罗素那样的例子——作为推崇博爱、和平的知名人士，却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家人——仅仅适用于罗素一人吗？我相信认真读过此章节的人，免不了要联想到自己。

相对而言，当他揭露那些左派人士如海明威、海尔曼等如何不诚实时，保罗·约翰逊的口气是最为无情的，因为这直接相关于他的政治立场。不过，正如他在卢梭一章中所讲的，“我们任何人的生活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约翰逊以自己的明达通透，对他这一次写作的性质做了澄清。我读此书，感受并不是“原来他们都有这么阴暗的一面”，而是“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约翰逊给出的，不是关于一批名人的“秘密报告”或黑材料之类，他给出的是叙述，这种叙述，令人相信还可以有别的叙述同时存在。

然而这本书经过媒体简化宣传，到了大众的认知里，就免不了要被看作是一次明确的挑衅了。此书出版十年之后，约翰逊的名声迎来了一次重挫：1998年，就在克林顿总统被揭出“拉链门”丑闻后不久，约翰逊也被曝光，说他同一个女作家格洛丽亚·斯图沃特之间有11年的地下情。作为名人丑闻的惯例，绯闻中较不知名的一方往往乐于开口，而名人一方则尽量保持沉默——约翰逊就是如此，任凭斯图沃特怎么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俩的关系，自己一言不发。

怎么，你揭别人私生活的丑，现在也轮到你翻船了吧？——敌视约翰逊的人想必当时是出了一口恶气的，但约翰逊真的不需要回应什么，有心之人会去虚心地再读一遍《知识分子》，并把目光停留在书中的那句话上：“任何人的生活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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