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阿伟自2021年春节被迫裁员回家后，也成为了“候鸟打工人”——工厂临时工，几个月一换，全国各地奔波。

今年5月份，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阿伟，那时的他因春节前被迫“裁员”后，几次进厂都不顺利。5月18日，跟随劳务派遣中介从老家去了深圳某电子烟厂面试，但最终因人数招满而再次返乡。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输送了一批批工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3亿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阿伟就是打工大潮中的一员，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诸如阿伟这类农民工下岗再就业问题渐显。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以稳定就业大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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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第一财经记者继续回访阿伟，并且采访了多位在制造业工厂生产一线的“候鸟打工人”和一位回乡创业的工厂老板，听他们倾诉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去留”故事。

阿伟：至少年底回家有个交代

5月20日下午4点，阿伟得知他报名的深圳某电子烟厂已招满。介绍他进厂的中介领着剩余的二十多个进厂未成的工人，暂时来到工厂附近的旅社休息。

自从2021年春节下岗在家，阿伟已经有4个月没有收入，其间跟着劳务中介去了好几个厂，但最终因人数已招满而进厂无果。

“房贷怎么办呢，每个月的房贷迟一天给都不行啊。”阿伟母亲说。对于阿伟的失业，家里最着急的莫过于他母亲。

每月的房贷也迫使阿伟一次次相信中介，跟随着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工厂应聘。阿伟称，“不靠中介介绍，我们更进不了厂。”

在进电子烟厂失败后，中介又接连带他们去了其他几个厂报名，但不是已满员就是低工价，最终无果。

5月底，阿伟跟着中介的大巴车，又回到了老家。

“我们也没办法，不能全怪中介，今年工厂事情不好做，大家都知道。”阿伟说道。除了耽误了几天时间，阿伟夫妻这趟出门，还搭上了来回的800元车费。

回家后，阿伟并没有回乡下，两夫妻在县城的新房住着，方便和中介保持联系。

一直到8月，阿伟才顺利进厂。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阿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天刚办好了入职手续，工价和岗位还可以，就是中介安排的宿舍离厂里比较远，早上需要乘坐近40分钟厂车才能到。还听说这个厂现在加班多，干三个月如果不走的话，还有机会转正。”

据阿伟后面介绍，这次进的是厦门一个小家电厂，主要生产电动牙刷、咖啡机、小电饭煲等。他所在的流水线主要工作内容是打螺丝，18元/小时，下半年加班多，一天能做15个小时。而他老婆则在另一条包装流水线，薪资和上班时间一样。

10月份，阿伟说，“上个月我们俩加起来收入有1.4万，我妈听到后，可开心了。”

在了解后得知，阿伟的工作并不轻松。11月，第一财经记者试着多次联系阿伟，几次都是在午饭和晚饭期间得到了简短的回复，由此零星拼凑出他上班的具体情况：每天早上，阿伟夫妻5点起床，洗漱、做早饭，大概5点40分出门乘坐厂车去厂里。6点半到厂里，换厂服、打卡，7点开始正式上班。阿伟所在的流水线是中午11点半吃饭，12点阿伟又回到工位上，继续下午的活儿。晚上是5点半吃饭，6点上晚班，直到晚上9点下班，回到宿舍时差不多是晚上10点钟。阿伟偶尔吃些宵夜，晚上下班洗漱后做些家务，一般到晚上11点半睡觉。订单多的情况下，一个月休息3天。

“厂里包吃住，我们夫妻单独租了一间房子，400元/月，中介补贴200元，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月的工资都能存起来了，再加上现在每天加班，也没时间消费。”阿伟说道，“厂里上班就是这样，我们都是靠时间长来换取更多的工资。”

11月中旬，阿伟在厂里上班满了3个月。12月，记者再次问及阿伟是否已转正，他表示，厂里还没有发转正通知，现在厂里还有活儿干，愿意做的可以继续做，不愿意做的也可以辞工回家。“我们还是先干着吧，转正后工价17元/小时，但是会缴社保，节假日的福利好一些，其他的没啥了。要是厂里接收我们转正，到时再商量看看；如果不接收的话，干到年底就辞工回家。”阿伟说道。

但对于明年的去处，阿伟心里没底。从8月进厂，阿伟夫妻现在已经收到了近4万的工资。“年底回家，至少有个交代了。”阿伟说道。

夏兰：今年进了4个厂

70后的夏兰也属于“候鸟打工人”一族。

到12月，夏兰在浙江某坚果厂上班已经有2个月了。据夏兰介绍，10月初，与老乡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坚果加工工厂上班。按照国内的促销时间，“双十一”和“双十二”正是这个工厂的出货旺季，为提前备货，10月份工厂共招了五六十名临时工。

“这个厂不大，一百多名工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临时工。最近刚刚赶完了‘双十二’的产品，现在加班没那么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家过年了。”夏兰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按照此前赶工的时间算，夏兰每天8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中间仅有1个小时吃饭。上班时间是白天和晚上两班倒，每个星期换一次。“现在没那么多活儿了，晚上六七点就下班，就忙了不到2个月。”夏兰说，自己已经上了50岁，工价高的工厂进不去，只希望多加点班。这个厂的工价是15元/时，加班多的月份一个月能有6000元的收入。

这还不是夏兰进过的工价最低的厂。据她回忆，之前在广东惠州的玩具厂，工价才13元/时。

今年刚刚50岁的夏兰并不是一直都在厂里上班。疫情之后，夏兰在老家的杂货店生意愈加不行，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坚持一年后，夏兰关闭了开了十几年的杂货店，也加入了打工大潮。

几乎没有外出旅游过的夏兰，经过这两年在不同地方进厂，已经去过全国十来个城市了。“湖北仙桃，浙江杭州、宁波，江苏苏州、南通，上海，北京，福建厦门、莆田，广东深圳、韶关、惠州、中山……数都数不清了，去过太多地方了。”夏兰说道，紧接着她发来一张去年9月份在北京天安门的自拍，照片里她笑得很开心。

今年6月初，夏兰从浙江杭州的一家生产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的医疗厂辞工回家，这是夏兰待过时间最长的厂，待了近8个月。谈及转正，夏兰称，一是自己年纪太大了，二是当时一起来打工的老乡都没转正，所以也没有去厂里申请。6月份厂里处于淡季，于是和老乡们一起打报告辞工回家了。

回家没多久之后，夏兰的部分工友开始在家里务农，而她又开始张罗去其他工价高的地方进厂。在来坚果厂之前，今年还去了浙江的月饼厂和福建莆田的鞋厂。

“厂里的事情做完了，老乡们计划下周回家，到时中介会提前联系好回家的大巴车，我就和大家一起回去。还有一个月过年，刚好也要去收拾下家里，准备一些年货，两个孩子也快要放寒假了。”夏兰说道。

明年夏兰就51岁了，问及是否还要做一位“候鸟打工人”，夏兰说，“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厂会要大龄工人，可能是工价会更低，但只要比家里收入高，我就还会出去。大概要等到孩子们都毕业了，我就安心在家不出去了。”

华仔：出去还是回家？

80后华仔一直在县城的制鞋厂上班，但是今年厂里的效益太差，一个月3000元不到，对于年近40的华仔来说，根本不够支撑家里开销。华仔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家里两个上中学的小孩，老婆在家里带孩子，兼顾一下山上的农活儿，偶尔在乡下做点零工，家里主要的开支还是靠自己在外务工。

2021年，华仔在县城买了一套小三居，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现在每月的月供3000元。

今年8月份，华仔看到入账的2800元工资，下定决心去外地务工。8月中旬，华仔经劳务中介的介绍，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了深圳龙华某电子制造业大厂，工期三个月。

“事情很好做，全都是坐着上班，不累，但就是宿舍离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早上要走路40分钟，并且是8人同住。”华仔说道。对于常年在家生活的华仔来说，拥挤的宿舍并不能让他在下班后得到充分的休息。

22元/时，每天上班约10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每周轮一次夜班，每月收入超6000元。华仔对于整个收入比较满意，但对于住宿条件和上班步行距离，一时很难适应。

10月份，华仔最终提了辞职。

华仔称，年底县城的鞋厂又接到了一批大订单，鞋厂老板打来电话，让我们这批老员工尽快去上班。我们那鞋厂是计件，有活儿干的话，一个月也能有5000多元。这是华仔提前回家的直接原因。

但这并不是华仔首次外出打工。华仔回忆称，结婚前，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制鞋厂打工5年，赚了娶老婆的钱就回家了，此后做点小生意、种果树、打零工，一年的收入还可观。

谈及回家还是外出务工，华仔称，“我肯定是想在家，但凡家里的收入能支撑我们小家庭的基本开销，我都不会这么着急出来打工。现在小孩正上中学，以后还要上大学，房贷也在还着，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外出务工也是无奈的选择。”

彦生：回家开厂

80后彦生初中没读完就在广州务工，后面和服装厂老板混熟，自己也当起了小老板。

在广州开厂近十年，2017年，彦生决定在广州十三行盘一个店铺。他的产品主打女性产品，包括短袖、裙子、外套、长裤等。

据彦生介绍，那时工厂的销路主要有三种，一是给一些外贸服装品牌代工；二是给电商客户供货；三是给线下店铺客户供货。

彼时的彦生看到了淘宝的客户年销售千万的业绩，也琢磨着开淘宝店铺。投了一些钱之后，效果并不好，最终无疾而终。

在彦生广州的三个工厂里，最高峰能有百余名工人同时赶货。踩缝纫机的、挑线头的、打版的、裁剪的……组成的几条流水线开动起来热闹非凡。

彦生的妻子在厂里负责行政，两个小孩一到寒暑假，也都从老家来了厂里，彦生的母亲则主要负责带两个小孩。

“那时候计划着，一是线下店铺开起来，能够更好地获客；二是能够把几个电商平台做起来，自己也做零售。”彦生说道。

最先失败的是电商平台。由于不熟悉运营规则，也没有能力组建专门的电商团队，彦生的几个电商平台在推了一波流量之后，效果一般，最终没能坚持运营下去。

疫情开始之后，线下店铺的生意惨淡，随后也退租了。再后来工厂的订单也受到影响。国内和国外订单接连减少，再加上产品款式不够时兴，对新客源的吸引力不足，靠老本吃饭并不长久。

随后，彦生厂里的一批做了好几年的熟练工人也陆续离开了。

2022年初，彦生的工厂由三个已缩减至一个。到2022年中旬，彦生关停了最后一条生产线，把广州所有的生产物料和十多年的生活物料全部搬运回了老家。

“目前手上还有几个国内电商客户，有一些小单还能做。但是广州的房租太贵了，而且这些活儿根本不够招工。”彦生说道。

这几年的亏空，几乎用完了彦生此前所有的积蓄。回家开厂，租厂房、置办设备、招工，彦生无奈还和家里亲戚借了一笔款才得以开展。

彦生说道，“和以前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有不少是老乡，这次回乡办厂，有两个以前的工人回来了。我还期盼着有更多订单回来，能够留住他们。”

（应受访者要求，阿伟、夏兰、华仔、彦生为化名）

关键词： 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