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是日本

我们一般把明治维新视为日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起点。明治维新之前是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时代后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佩里率领的黑色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在经历了一番抗争之后，日本妥协，德川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力量，积极向西方学习，引入英国的议会制度，同时也引入了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很多改革，包括废除之前的身份等级制度。日本也有“士农工商”，但其中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而是武士的“士”，其他“农”“工”“商”的内涵与中国类似。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后，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更加灵活。

(相关资料图)

此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广泛推行义务教育，对改善其人力资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成长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通过产业政策来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日本还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土地税改革等。

总而言之，日本比较彻底地学习西方，不只学习技术层面，也学习经济制度、社会治理层面，放弃了很多原有的传统，通过这种途径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从增长奇迹到经济停滞的根源

日本“失去的20年”，不只表现在经济下行，同时还伴随着持续的通货紧缩。

在简单的供求曲线中，经济下行的同时伴随着严重通缩，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需求面。供给面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针对这种宏观指标的组合（产出和物价都在下降），更有力的解释应该是在需求面。欧美主流经济学家也把“失去的20年”主要归结为需求不足，比如伯南克、克鲁格曼等。

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一书给出了答案。

该书作者是两位非常著名的日本学者，有着非常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与学术背景。本书有着强有力的统计数据支撑，可以看出在2012年之后，“失去的20年”结束了。安倍政府在采取了极端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需求扩张之后，日本经济有了明显恢复，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给“失去的20年”画上了句号。

靠着通过需求政策刺激需求，日本走出了“失去的20年”。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主流观点上，包括事后来看日本如何破局，都是通过需求面的办法帮助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

我也比较认同日本“失去的20年”最主要还是需求问题。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学术界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即人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愿意投资和消费。这与需求不足其实是一种镜像关系。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失去的20年”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20年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包含好几段故事。比如1992~1997年间，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整个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这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力非常大。这段衰退更多地可以被理解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衰退。

1997~2002年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其实在1996、1997年的时候，日本经济有了一定恢复。但是紧接着日本加征了消费税，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日本爆发了银行业危机，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影响了全社会的信贷，从而影响了全社会的购买力，日本需求不足的问题重现并且进一步加重。其实，1997~2002年日本经济下行的严重程度要比1992~1997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更加严重。

2003~2007年这段时间，即小泉纯一郎任职首相期间，日本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2008年次贷危机，接下来又是一轮明显下行。

事后，日本学者也在反思。每当经济出现一点复苏，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总要收紧一下，结果恢复进程还没平稳，日本经济就再次下行，导致财政又不得不进一步扩大支撑力度。1992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在1997年刚刚有起色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上调消费税，一下子把经济的上升势头又按下去了。再叠加东南亚金融危机、银行业危机，又给经济带来新的压力。货币政策也是如此。2000年，经济还没有完全从银行业危机中走出来时，日本政府取消了零利率政策。

对此，很多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会在政策层面着重批评两点：一是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刺激政策的力度不够；二是经济还没有充分恢复的时候就开始紧缩。除了宏观政策之外，监管政策也值得反思。在经历了这么久、这么多的讨论批评后，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政府非常坚决，使用了非常极端的货币政策，事后来看，其政策也确实见效了。

日本处理贸易冲突的经验教训及启发

“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衰退，这在日本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观点，从发生的时间来看，也对不上。在《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一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不应该把“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衰退联系到一起，“广场协议”之后的“卢浮宫协议”与日本经济泡沫的放大有一定关系。“卢浮宫协议”使得日本选择了更低的利率，刺激了泡沫的放大。

日美之间的主要冲突不在货币金融领域，而在贸易领域、产业政策领域。这里面有几点，现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领域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产生竞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当美国要求开放市场、做出改变时，它有些要求并不合理，却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有些外部压力推动了日本国内很多领域的改革，如贸易领域、产业领域、金融领域。就像中国当初加入WTO一样，它其实帮助推动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对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有一些数量限制类政策（如限制产品出口数量）对日本产业发展非常不利。

再次，日美冲突主要是在贸易和产业领域，并没有太多外延，没有过度扩大化，也没有过度政治化。

从日本应对这些来自美国的压力的过程中，我们也能获取一定的经验教训。比如，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曾经超过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被韩国、中国台湾赶超，这多少跟美日在半导体领域的贸易争端有关。在应对贸易争端的时候，日本采取了很多数量型政策而不是价格型政策，这些数量型政策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产量扩张、投资扩张和企业创新的打击非常大。

最后，不要因为国际压力而“绑架”国内政策，国内的政策目标应该处于优先地位。日本为了签订“卢浮宫协议”而采取低利率政策，不在乎国内的资产价格上涨、经济过热等现象，这是牺牲了利率去保汇率。事后来看，这样做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如何制定和利用产业政策

我们能够向日本经历学习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综观这段历史，我们至少能发现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二战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快速赶超国家，都采取了产业政策，尤其是在经济赶超的初期阶段。产业政策又有多种类型，这里指的不是为了度过萧条期的产业政策，也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类的产业政策，而是帮助某些产业发展壮大的政策。

第二个事实：从这些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很多产业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第三个事实：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无论是日本还是前面列举的欧洲国家，都在退出产业政策，不再明确大力扶持某些产业的发展，更多强调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几个事实？这可能跟发展阶段有关。当经济处在赶超的初期阶段，资本非常短缺时，无论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其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一种信贷资源的配置，即在政府的调整下把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给工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比如，日本当时就非常强调将外汇储备用在进口机械设备上，从而发展工业。在一个储蓄不足、资本短缺、特别是外汇短缺的阶段，政府用“有形的手”把资源优先配置给增长潜力更大、技术进步空间更大的工业部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和外汇储备不再短缺，这个时候政府再去进行这种信贷资源的配置就意义不大了。

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和产业复杂程度的提高，成功的产业政策会越来越难制定。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当资本不再短缺、外汇储备不再短缺、经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时，产业政策的效果就会比之前退化很多，成功的概率也会下降很多。这就需要重新调整产业政策，让市场发挥更多力量，减少政府在产业层面的一些干预，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

日本经济转型期的一些关键教训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增长停滞，很多人会讲到日本“失去的20年”，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非常低。如果投资不能充分消化储蓄，接下来就会出现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不能维持在潜在的产出水平上。

打个比方，让你的意愿储蓄和计划投资重新回归平衡的真实利率可能是-5%~-3%，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大量的补贴投资，才能让投资充分消化储蓄。这是理想中的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在现实中，只能把真实利率降到-1%，达不到-3%或-5%的水平，这个时候储蓄和投资是有缺口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经济不能充分恢复到潜在产出水平，这是增长停滞在研究层面上的定义。

不只是日本，次贷危机后，这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发达国家，如今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疫情之后，我们的居民储蓄大幅攀升，而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大幅下降，这个时候，让市场出清的真实利率应该大幅下降，但现实中并非如此。我们的政策利率调整有限，政策利率的下行幅度小于通胀的下行幅度，真实利率反而有些上升，不利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再平衡。

今天中国宏观经济复苏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真实利率过高，高于让储蓄和投资能够重建平衡（市场出清）的中性真实利率。这与日本“失去的20年”和发达国家过去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至少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是一样的。

该如何解决？

最应该首先响应的是政策利率，可以把政策利率尽可能地下降，降到0也可以。如果由此带来的真实利率下降幅度还是不够，还是不能充分激励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支出，怎么办？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将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缺口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从实践上看，用零利率或比较极端的宽松货币政策，基本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经济上行、失业率下降、通胀缓慢攀升。日本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最主要的就是极端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发挥了不错的效果。日本的这段经验对今天的我们很有启示意义。

中国可能会长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特别是工业化水平达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需求不足、增长停滞可能会是经常面临的挑战。通过周期性政策、总量政策能够缓解这一问题，还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并不冲突，有一个也总比没有好。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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